1894年3月27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致信驻英大使说:“国内形势紧迫,日甚一日”,因此“不管成败如何,政府若不表明正在做一件会让人感到震惊的大事,将无法挽回此番人心之纷乱……”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协助戡乱。发动战争的口实出现,日本政治家如获至宝。

  据日本共同社青岛4月22日电,“西太平洋海军论坛”22日在中国青岛举行,日美中等来自亚太地区的21国海军高层出席了此次论坛。论坛当日通过了一项行动规范,禁止平常时期在海上对他国舰船做出照射火控雷达等危险行为。

  针对9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结束后的人事变动情况,韩国统一部高级官员认为,朝鲜未来政策将维持基本不变,但由于人事调整等内部事务已经告一段落,因此朝鲜今后有可能将力量集中于对外关系改善方面,朝鲜有可能在六方会谈方面采取更积极的姿态。

  与这些心理与认知同步而来的是对华备战。早在1871年日本派遣谈判代表赴华前,参议江藤新平就向右大臣岩仓具视提交了《对外策》,其中提到:“若清国失礼于我国,可问其罪,或联合俄国,合力出击;或策动俄国,使其保持中立。我国独力进攻,一举征服支那。”1874年出兵台湾后,陆军相山县有朋与岩仓具视先后提出《外征三策》与《意见书》,均为对华开战方案,并且准备好了《支那征讨敕命》。1879年琉案问题一出,参谋本部管西局桂太郎中佐提交了《斗清策案》,拟定了“进攻福州”、“攻占北京”等方略。1887年,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郎大佐制定《征讨清国对策案》,将割让辽东半岛、舟山群岛、台湾等列为战争目标,并具体确定的开战日期为“清国军队改革完成之前”或“欧洲各国获得远征东洋的实力之前”(安冈昭男:《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日本直到对华开战为止的时期,正是战争意志等待战争实力与时机成熟的时期。

  出席论坛的日本海上幕僚长河野克俊在接受采访时强调称,“(该行为规范)作为避免不测事态的框架将起到一定作用。能够达成共识是一个进步”。日本政府有意与中方构筑更为全面的危机管理机制。

  韩国外长尹炳世10日也发出警告,如果朝鲜不顾周边国家的反对进行核试验,那么付出的代价将“难以想象”,联合国安理会将对朝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

  另一方面,此间日本政坛围绕与欧美各国修约问题,正在展开激烈的斗争。1894年3月27日,陆奥在致驻英大使的信件中,有如此说法:“国内形势紧迫,日甚一日”,因此“不管成败如何,政府若不表明正在做一件会让人感到震惊的大事,将无法挽回此番人心之纷乱……虽内政催促外交成效,有些本末倒置,但时势就是时势,实不得已……因不能无故发动战争,故唯一目的只在于修约。”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协助戡乱。发动战争的口实出现,日本政治家如获至宝。

  中国海军方面认为,中方海军司令吴胜利将不会在论坛期间与河野克俊进行单独会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10日告诉《环球时报》,朝鲜新一轮核试验可能以浓缩铀代替原来的钚燃料,威力将更大,这会把国际制裁的呼声进一步推高。但是美日韩并不希望展开“针尖对麦芒”式的对抗,所以从战略上来说,美日韩不会降低对朝鲜弃核的要求,只是在战术上可能会采取比以往更灵活的策略。

  与此不同,另外一种说法更为大多数人所津津乐道——此战日本进行的是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如果说这是一种特殊的战争观,那么,它是旨在揭示日本政治家的冒险心理,还是庆幸日本取得了偶然的胜利?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1930年代末期,日本政治学者深谷博治公开宣称:“日清战争是我国以全部国运相赌的最初的对外战争,同时是把国家将来发展的全部命运寄托其上的大战,可谓生死攸关。”有意思的是,他进一步论述说,倘若日本失败,日本将面临相反的命运:被中国强加巨额的战争赔款、割让琉球与九州等领土。因此,“日清战争是国内维新事业的完成,同时作为第二维新,具有其历史意义与实质”,成为日本“作为世界国家”的出发点(深谷博治:《日清戦争と陸奥外交》,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39年)。这种对战争的定位及其中包含的对华认识,可谓“相赌”说或历史观的实质所在。

  虽然国际论坛提出的行动规范不具法律约束力,但日方认为,在日中军事关系持续紧张的东海海域,多国共同制定的规范将有助于避免不测事态的发生。

  针对武大伟即将访问美国及韩方代表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0日表示,中方一直与包括美方在内的六方会谈各方保持着沟通。作为半岛近邻和负责任大国,中方将继续为推动妥善解决有关问题作出不懈努力。

  知识界的战争观

  去年1月,中国军舰曾在东海公海海域向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照射火控雷达,一度引发了对此举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担忧。

  据韩国《每日经济》10日报道,正在海南出席博鳌论坛的中国外长王毅与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在9日晚10时许通电话,就朝核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两国外长在长约1小时的通话中得出的一致结论是,两国应保持密切沟通,加大外交努力,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相赌”说的确将某种“偶然”要素提到了认识层面——主动挑起战端的日本有失败的可能。这种看法究竟在何种程度接近事实的真相?阅读后世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促成战争的若干要素——诸如政治领袖的战争意志、国民的支持、列国的立场等——在对华开战时期高度一致。史学家与一般民众容易忽视的问题是,这种形势如何造就而成?其实,明治政府的指导者在对华开战前,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对中国(中华)与对世界(欧美)秩序的认知。这场战争是在这种世界认识的基础上,高度掌控并灵活运用内政、外交与军事实力的结果。日本的胜利,得益于其“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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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韩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各方正在认真对待朝鲜进行核试验的可能性,并加强与六方会谈主持国中国的沟通。在这种背景之下,各方上演“穿梭外交”并不令人奇怪。韩联社10日披露,韩国新任六方会谈团长黄浚局将于11日-12日访华,会见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就朝鲜核试验等半岛局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就六方会谈重启事宜进行商讨。由于此前韩美日三方表示可以降低门槛,因此中韩双方很可能就此进行重点探讨。武大伟在与黄浚局会面后还将访问华盛顿。上月中国外交官员多次访朝,而这次韩美日、韩中、中美六方会谈团长为推进会谈重启分别举行会谈,在此过程中能否出现重大进展备受关注。

  战争爆发后,日本舆论界一致认为这是有着“大义”的战争。比如,福泽谕吉率先宣布“日清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日本的目的仅仅是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扫除障碍。他高声呼吁:“官民宜忘却政治恩仇”;“日本臣民在事成之前不宜批判政府的政略。”其实,早在1882年发表于《时事新报》的文章当中,他就曾慷慨激昂地宣称:“吾等亦是日本人,有朝一日定发扬日本之国威,制服印度、支那两国之士人。吾等不仅要学习英人,还要让其饱受痛苦,将东洋权柄掌控于吾等手中。”(转引自《近代日本思想史I》,有斐閣,1970年)明治日本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战争的启蒙思想家。

  在此之前,韩美日三国已经就六方会谈问题进行了磋商,统一步调。韩国《朝鲜日报》10日称,六方会谈韩美日三方代表团团长会议7日在华盛顿举行,主要讨论了在六方会谈门槛问题上采取更灵活的具体方案,此前三国要求六方会谈重启前朝鲜必须率先采取无核化措施。有分析认为,由于朝鲜上月30日曾公开声称要进行“新形式核试验”,因此韩美日正在准备降低六方会谈的门槛,以吸引朝鲜重回谈判桌。此前韩美日一直要求朝方履行朝美2012年2月达成的“2·29协议”,协议规定美国将向朝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朝鲜将与此相对应采取无核化措施,包括停止进行导弹试射和核试验、停止核活动、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团重新进入朝鲜等。

  这段论述表达了日本非常特异的危机感:中国对双方缔约以来日本的行为不满,实力强大时将对其进行报复。事实上,中日两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冲突,即663年日本两万三千人的侵朝军队在“白村江之战”中惨败后,日本的大和王因担忧遭到报复,甚至进行了迁都。

  随着朝鲜发出威胁要进行新形式核试验,美韩日三国似乎有些坐不住了。韩国媒体10日报道称,韩美日三国正在准备降低六方会谈重启的门槛,以将朝鲜拉回谈判桌。显而易见的迹象是,各方的外交磋商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韩国六方会谈团长即将访华,随后中方团长武大伟将访美。中韩外长还在9日晚进行了1个小时的通话,主要议题同样是半岛局势。有分析认为,鉴于朝鲜内部事务已经告一段落,很可能将重心转向改善外部环境,因此六方会谈重启可能获得新动力。

  1894年7月爆发的甲午战争(又称“中日战争”或“日清战争”)虽是东亚史与世界史上最重要的战争之一,但时至今日,其政治意义仍有待探索。

  韩国《中央日报》10日称,除了韩国外交部官员证实韩美日在重启六方会谈问题上采取灵活姿态外,美国方面也对外传递了类似信息。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伯恩斯在纽约亚洲协会的演讲中表示:“我们会继续对朝鲜实施制裁,但同时也会探索外交解决办法。如果朝鲜向国际社会做出认真且有诚意的承诺,和谁都可以对话”。有分析认为,韩美日三国对待朝核问题的态度发生变化,是因为朝鲜可能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导致局势变得急迫和严重。